瞧那美国人－第二章 洋老师素描

时间：2005-09-29 00:00:00  来源：  作者：周利人

第二章 洋老师素描

      在接触过的西南学院的老师中，除了一两个外，我和他们并没有更多的交往，对他们的描述只能停留在印象的层次上，所以称之为素描。

      在这里我还要作个提前声明：关于本章和以后章节中写到的外国朋友，除了我亲眼目睹的以外，对他们的其它所知，仅来源于道听途说，有点戏说，还有点八卦。因此，虽然他们因为远隔重洋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成为了我书中的人物，我还是要在心里对他们说声 "Sorry" ，为的是未经许可我就对他们说三道四了。

      1 、拿高先生

      拿高是《美国政府》一课的老师。因为他常常故意与学生过意不去，我们中国学员戏称之为“难搞”。

      对于我而言，每次提起拿高，第一反应必然是想起一句有点迷信的古话：白天别说人，晚上莫谈鬼。因为确实在某一天，我和同学聊天时，一说到拿高，拿高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第一次是那一天的上午，刚上完一门课，我和两个同学走在去上另外一门课的路上。不知为什么就说起了拿高。有个同学就说：“其实‘难搞'还是好搞的，昨天我在路上碰到他，主动跟他打招呼，他高兴坏了，跟我说有不懂的地方，多去办公室找他。”刚说到这，就看见拿高从不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我们就决定迎上去跟他打招呼，“拿高先生，早上好！”，“早上好！我的朋友。”拿高的胖脸笑得圆嘟嘟的。

      第二次是当天的中午时分，我与另外几个同学在学生中心闲聊，不知怎的又聊到了拿高。我们讨论起拿高非常女性的做派，广东话叫“乸型”。有个长相较为英俊的同学说：“听学校的老师说，‘难搞'是个基佬，他曾公开过自己是同性恋。”我们就开玩笑说：“那你要当心哟，千万别让他单独指导。”结果话音未落，透过落地玻璃墙，我看见拿高从对面的图书馆出来，向学生中心旁边的食堂走去。

      第三次是下午上《美国城市化》一课，未开始之前，不知哪个同学说起了拿高的期中考试作业，有一个说：“我写了那么多，‘难搞'竟给我一个不通过。”我一听这话，下意识地抬头向门外望去，忽然看见拿高的身影正好从门前一闪而过。我顿时心里一激灵，脱口而出：“靠，今天真神了。”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把以上内容给删掉，因为觉得有点神神叨叨。转念一想，生活中虽然时常发生“说曹操，曹操就到”的事情，可是在同一天三次说“曹操”，“曹操”居然三次都应声而出，就比较稀罕了。所以决定还是把它保留下来，就当是件趣事，请看官一笑了之。

      在没见到拿高先生之前，就听上一批的学员提起过他。说他上课天马行空东拉西扯，一点知识都学不到，因此，曾发生学员集体找校方要求更换老师的不愉快事情。而且还听说拿高是纯日本血统，心里立即又多了一份反感。

      就这样，我带着偏见、反感和好奇的复杂心态进入了拿高的教室。

      拿高第一节课的出场秀就别出心裁。

      上课之前，整个教室一片嘈杂，三十多张嘴都在说话。忽然看到有一个留短寸头发圆头圆脑的中年人站在大家面前，把右手掌搭在右耳根上，做侧耳倾听状，并 180 度慢慢转动身体，好像要听清每个人在说什么。大家被这个人的怪异行为所吸引，渐渐停止了说话，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教室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

      这时候，那人才说：“现在大家都听我说话。我叫拿高，是为你们服务的老师。”

      拿高的声音浑厚但娘娘腔十足。上课的风格果然是不着边际，一惊一咋、疯疯颠颠的，赛过我呕吐的对象还珠格格。在后来的课堂上，拿高总是花样百出，有时拿出木偶玩具，边讲边摆弄，有时侃得兴起竟站到桌子上去。

      上一批的师兄们的确没错，我除了看到他的手舞足蹈以外，真是没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我算是开了眼界：原来课还可以这样上的。

      拿高其实很在乎学生对他的尊重，有时甚至表现得鸡肠鸭肚，搞点小报复。

      我们这些人隔了十多年又重新做回学生，刚开始还真不适应，把课堂当成会场，有些人便习惯性地做出不妥当的举动，比如交头接耳、比如走神、比如打磕睡、比如未经允许就离开教室半天才回来。拿高先生就很不高兴，多次严肃地说：“我的教室不是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虽然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是我的衣食父母，但毕竟我是老师，你们应该尊重我的劳动。”我觉得他讲得确有道理。但他的小气是：看在眼里，又当面批评后，还记在心里。

      还有些学生在上课时喜欢跟他争论问题。班上有个黑人学生，长得像原 NBA 球星现在当姚明师傅被球迷称作“猩猩”的尤因，经常跟拿高抬杠。他嗓门特大，咄咄逼人，每次弄得拿高讪讪的。拿高说不过人家，只好强作笑颜败下阵来。

      期中考试，他把记在心里的这些人的作业均判为不及格。整得我们当中有些同学担心了好些天，生怕拿高不让他们通过这门课，将来无脸回见江东父老，埋怨道：这个“难搞”，真是难搞！

      但拿高最后并没有为难任何人，在期末考试中让所有的学生都通过了，包括那个死不改悔的杠爷“尤因”。

      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从拿高的课上没学到什么理论知识，但他追求独特或者叫标新立异的教学风格对习惯于中规中矩的我们来说，确实有所启发。拿高也有其可爱的一面，小气其实是天真的表现，报复也像小孩子的恶作剧。拿高的先人虽然是日本鬼子，但毕竟从他老爸老妈那代起就已经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了，因而也犯不着去讨厌他。

      于是，现在一提到拿高先生，剩下的只是有趣的回忆了。

      2 、瑞贝卡

      西南学院的老师中，瑞贝卡在中国学员中的知名度最高。

      开学初选课的时候，上一批的学员就建议我们选瑞贝卡的课，结果每个人都成为了她的学生。我选的是她的《国际文化交流》。上完第一节课后，我就觉得确实选对了，当天就在日记中像个中学生那样纯情地写道：“哪怕什么都听不懂，光是看着瑞贝卡上课就是一种享受。”那种感受后来在看 TWINS 的演唱会时也曾产生过。

      瑞贝卡的课之所以如此吸引我们，原因只有一个：她是西南学院最漂亮的女老师，用时髦的话说，是个美女博士。

      瑞贝卡那年三十出头，单身，有着北欧瑞典人的血统。她的长相是典型的白人美女型，不说别的，光是金发碧眼就让来自东方的我们看着眼晕。她讲课时活泼生动，吐字如兰，尤其是板书出错时轻声说“ oops ”的神态，我见犹怜。上她的课时，大家都说听得懂，个个思维活跃，积极发言，虽然美国话不甚流利，竟也能妙语连珠，不时闪现出机智的火花。

      经过一段日子的接触，我们对她的看法竟产生了分歧。大部分人认为，除了漂亮外，她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特点： Superficial--- 就是表面功夫的意思。

      在言语上，瑞贝卡对我们中国学员是从不吝惜好词好句的，专挑你爱听的说。我的第一次作业，她就给了我一个“ Excellent （棒极了）”，弄得我心里也立马感到 Excellent 。不过，下课后，我问其他同学的作业，都是 Excellent ，顿感无趣。在日后的考试或作业中，诸如“ Smart( 睿智的 ) ”、“ Special( 独特的 ) ”、“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感到无比荣幸”等评语多如牛毛。我们很快就不把她的夸奖当回事了。

      而在与瑞贝卡的实际交往中，感觉明显不像她的语言那么美妙。

      瑞贝卡不仅仅是我们的老师，同时还是西南学院国际学生俱乐部的指导员。俱乐部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她是要参加的，因此我们与她的接触就比较多。在共同的活动中，虽然她的表情和言语都表现恰当，但明显让人感到她与我们的距离和内心的淡然。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在去美国之前，我就有个想法，就是要找个真正西方文化背景的美国人进行较多一点的交流，通过个案体验美国文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瑞贝卡用充满诱惑的口吻对我们说过：“如果你喜欢 E-MAIL ，就会喜欢我”。这正合我的心意，因为相对而言，我用英语写作的能力比用英语说话的能力要强。因此 我和她就开始了一段很长时间的 E-MAIL 往来。虽然从表面看来，我们聊得热热乎乎，但总是感觉有点别扭。我们就像两个代表不同宗派的武林高手，华山论剑，各自在八丈开外比划了半天，都寻不到交手的时机，最后相安无事，转身离去。

      但我对瑞贝卡的“ Superficial ”非常理解，认为很正常。“ Superficial ”其实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与人相处的方式。或许她根本就没有刻意去怎样做，只是在她的文化背景下与我们交往。像其他我们认识的美国人一样，她确实是把我们当成朋友的，只是美国人心中“朋友”的定义与我们的有不同之处。我们要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自然就会得出有点消极的评价。

      瑞贝卡用美国人的方式表达着与我们的友谊。特别让我感动的是， 2002 年的除夕，她做了一回神秘嘉宾，应我个人的邀请出席了我们中国学员的年夜饭，在晚宴上她把自己当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对瑞贝卡的表面功夫，我还有过另一种感觉 --- 她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活泼开朗轻松快乐似乎不完全是内心世界的写照。有一次上课时，她布置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写段感想。在写的过程中，我偶一抬头，瞥见瑞贝卡倚墙而立，若有所思，常见的那种欢快的表情不知所踪，神情忧郁并带点沧桑。那一刻，应该是她想起某段往事时不经意的瞬间真情流露。

      最后听到的关于瑞贝卡的消息，来自下一批学员。他们说，瑞贝卡在 2003 年初作为交流教师到哥斯达黎加的一所大学教书去了。

      3 、乔和他的太太

      乔已年近半百，说话口型夸张。虽然是美国人，但一付不列颠人长相，像电影里八国联军中的英军上尉。

      我第一次见到乔是 2001 年 5 月的某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我同学德伦家里。那时，他跟随学院“国际学生俱乐部”组织的中国学习团来到珠海考察。德伦夫妇请乔和他的几个学生到家里包饺子吃。我听说那几个学生都是洋靓女，于是主动要求做客，去凑了一个热闹。

      那时珠海已进入闷热的季节。德伦家又在顶楼，客厅并未像现在普遍的那样安装了空调，洋女生们热得不住地冒香汗，光顾忍受闷热，说话的兴致并不太高。在吃完来自山西的德伦妈妈包的正宗北方饺子后，她们干脆挤在一间小阁楼里叹冷气去了。

      只有乔不在乎热，自始至终非常健谈，话语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美国人的善侃，觉得比起咱北京爷们儿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在谈话中，乔教会了我如何用英语表达一句我最喜欢的话 ---- 顺其自然：

      Take it as it comes.

      第一次见面，乔给我留下一位超级侃爷的形象。

      乔在西南学院教商务课程，满脑子生意经。 2001 年 8 月的一天，当我和一个同学在学院的图书馆偶遇乔时，他跟我们谈起了经济。我们仨走出了图书馆，刚在门外草地上的石头凳上落座，乔就口若悬河起来。

      乔告诉我们，到西南学院当老师以前，他在一家美国保险公司高就，还出公差去过北京、西昌联系业务。在珠海的时候，乔曾企图到斗门开拓海鲜养殖业天灾风险保险项目。他是打算这样诱惑斗门那些鱼虾养殖户的：比如台风狂扫过后，鱼塘被吹垮了或被台风带来的雨水淹没了，鱼虾趁机逃之夭夭，眼见投资的血汗钱随风而去了，这时，保险公司就会为那些投了保的养殖户支付保险赔偿金，以避免血本无归。但我很怀疑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因为珠海的台风不仅次数多，而且破坏性也很大，如果真要开展这项业务，乔的公司就会为理赔而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当我业余地提出这个疑问时，乔开始从经济理论出发分析其道理所在，并劝说我们选上他的商务课。但我是个见到钱眼睛就发光，可是要让我想如何赚钱头就大的人，对经济学问毫不感冒。很快我就不知道乔在唠叨些什么了。

      但乔的这次谈话还是有收获的。因为我的那位同学也是个喜欢琢磨捣腾商品的人。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我的同学选择了乔的课，成了乔的学生。

      后来，乔曾跟他的学生、我的那位同学研究过一桩生意，就是把令人垂涎三尺的加州草莓用飞机贩到珠海来卖。我的同学打哈哈说，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加州草莓只要 8 美分一磅，而在珠海一斤国产草莓就要 16 元人民币，差价很大，肯定有得赚。乔把他的哈哈当了真，仔仔细细地写了一个出口加州草莓的计划，让我的同学回珠海后着手实施这单国际贸易。其实我那同学是个好龙的叶公，竟把乔的一番心思当成了笑谈。于是，随着我们的回国，乔的加州草莓像台风中的斗门鱼儿，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第二次的见面，乔在我心里则留下了一个认认真真的生意人的形象。

      乔虽然没有成为我的老师，但我却曾当过他太太一个上午的学生。

      就像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样，我在乔的心中印象也不错。他认为我是所有中国学员中最有绅士风度的一个，谈吐间透着那么一点学问。因此他请我到他家玩过两次。这样就认识了乔的太太。

      乔的太太和乔年龄相仿。她不像大多数过了更年期的美国女人那样胖得夸张，身材保持得出人意料的苗条，看上去精气神十足。当时美国经济正受 911 恐怖袭击的影响处于下滑阶段，乔的太太不幸失业在家。但她并不像我们这儿下岗工人那般愁眉苦脸，而是一心一意把时间花在照顾她养的两匹马儿上。

      我一付温文尔雅颇有教养的做派，很快也让乔的太太也对我产生了好感。第一次见面后，她就邀请我到马场去教我骑马，条件是骑马之前我要帮助她打扫马厩，替马儿梳理毛发。我怀着好奇和休闲的心态欣然接受了邀请。于是在几天之后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们驱车到了郊外的一个养马场。

      乔的太太养的两匹马都不能称为马“儿”，而是岁数和她一样上了年纪的老马。她让我照料其中的一匹白马。把马粪清理干净后， 乔的 太太就教我如何梳马毛拍马屁挑马掌套马嚼，说这是骑马前必须做的，可以起到与马儿交流的作用，以便骑的时候人与马相互默契。

      到骑马的时候了。乔的太太非让我用一个没有马镫的马鞍，平衡非常难掌握。本来我的打算是，像在国内北方某个旅游点骑“旅游马”那样，过一下瘾就算了，但乔的太太却认真得不行，执意要让我学会真正的骑马。她紧跟在马后面跑，一边着急地大喊大叫， 提醒我纠正错误的动作。马蹄扬起的尘土让她顷刻间蓬头垢面。我不禁被她的较真劲感动了，下定决心要做到入门，至少是能让马儿撒欢地跑起来，同时让自己体会一把白马王子的感觉。但我总是不得要领，一加速，身体便失去平衡，再加速，便跌落马下。当乔太太跑得气喘吁吁、我已三次掉地、白马也因跑得不痛快而不太配合时，我们仨终于决定放弃了。

      我最终没有学会真正自如地骑马，但乔的太太在尘土飞扬中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焦急表情，定格为一个永久的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由于自身的原因，我没有从乔那儿学到经济方面的学问，也没有

      从乔的太太那儿学会骑马技术，但他们夫妇俩实实在在让我领教了两个我们已经熟视无睹的字，那就是：认真。

      ４、阿泽瓦多教授

      在进修的第一个学期，我选了一门与自己的职业 --- 检察官 --- 相称的课，叫《加利福尼亚刑法》。老师就是阿泽瓦多教授。

      第一眼见到阿泽瓦多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使劲一想，想起了卜劳恩的漫画《父与子》中的那位父亲 --- 稀松的秃顶、斯大林式的胡子，看上去很幽默。

      毕竟是教法律的，阿泽瓦多的课不似政治文化类的课程那么随意和浪漫，而是具有层层剥笋的逻辑性。他上课的方式是使用电脑中的 Power point 。把讲课的要点一、二、三列得非常明确，用漫画和许多音像资料作为展开阐述的手段，课堂教学倒也活泼生动。他自己上课也很轻松，不需要板书和翻讲义，只是手拿遥控器，边点击边解说，潇洒得很。在运用多媒体方面，阿泽瓦多是我所遇到的老师中做得最好的。

      阿泽瓦多教授讲的《加利福尼亚刑法》非常联系实际，具体案例也很多。这跟他的另一个职业有关。他曾当过警察，现在当着西南学院教授的同时，还是圣地亚哥县的检察官。我至今也没弄明白哪一份职业是他的主业。我曾问过阿泽瓦多，他自己也讲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检察官是可以兼职的，而且不是那种 8 小时以外的业余兼职，而是两份职业共享 8 小时。

      阿泽瓦多教授给我们留下念头的并不是他的课，而是他与我们中国学员之间真正的友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从感兴趣到入迷到热爱。

      阿泽瓦多教授对中国的好感首先来自于第一批学员中的梁兆雄。梁当时是以警官身份去进修的，所以也选了阿泽瓦多教授的《加利福尼亚刑法》课。梁优秀的素质赢得了阿泽瓦多的尊重，师生二人成为了好朋友。阿泽瓦多也开始对中国和中国人关注起来。我们这批学员去了以后，他把关注变为了关心，主动和我们交往，与我们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朋友。

      2001 年的感恩节，阿泽瓦多教授邀请了我和其他两位学员到他家做客。

      阿泽瓦多教授的妻子是意大利人，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 10 岁，二儿子 8 岁，三女儿 5 岁。这是个非常完美的家庭，在加州难得碰到。在圣地亚哥，我们经常遇到的家庭是非典型的，比如单亲家庭、重组家庭、丁克家庭和因收养而形成的家庭等等。

      感恩节的火鸡晚餐相当于我们年三十的年夜饭，是家人团聚的时刻。那一天，阿泽瓦多的岳父岳母和他的连襟一家三口也来了。那种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气氛让我们顿感亲切。

      我们在烛光灯下，左手用叉右手使刀，细嚼慢咽阿泽瓦多太太做的意大利风味佳肴，不时举起高脚葡萄酒杯，小口品尝加州美酒，并不失时机地轻声交谈。餐桌上的主要话题自然是中国。我们介绍了中国的风俗民情，让阿泽瓦多的家人大开眼界，并引起了他们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浓厚兴趣。我当时就想起了原来我并不苟同的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我们和阿泽瓦多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而特别的感恩节。

      美利坚的火鸡进一步加深了阿泽瓦多教授和我们的友谊。

      2002 年的 3 月初，阿泽瓦多教授随同西南学院的校长 Z 博士等人访问了珠海。他亲身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好的一面，与上两批的学员重逢叙旧，满载礼物而归。

      毛主席说：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得亲口尝尝；俗话也说：百闻不如一见。阿泽瓦多教授自从亲历中国、感受了几千年文明的博大精深后，就成为了一个中国迷，并在他的家里刮起了一阵中国风。当风力达到了 12 级的时候，阿泽瓦多教授再次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要与我们分享他的中国之行。

      那一天，阿泽瓦多教授家充满着中国式的喜气。墙上挂了各种各样红彤彤的中国结；音响里放着宋祖英唱的民歌。他的两个儿子各穿一身我们这儿小区保安制服，戴着大盖帽， 肥大的衣服让他们看起来有点滑稽，像两个不守纪律的新兵。他的女儿则穿上了一身红色镶花的对襟袄，两只小辫子上扎着红头绳，活脱脱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国小妞。而阿泽瓦多自己也将很酷的胡子剃干净了，像我们一样脸上光光的，显得年轻了许多。最让我们吃惊的是，吃饭的时候，阿泽瓦多教授的大儿子瑞恩竟是熟练地用筷子吃饭的。他得意地告诉我们，他在学校吃午饭时也是用筷子的，同学们都羡慕得不得了。

      在那次的饭桌上，阿泽瓦多跟我们讲了一远一近两个计划：近期计划是在后院挖一个游泳池，待它建好后，请所有学员来开个大派对；远期计划是，他与广州的一所学校联系了，争取来中国当外教，并把大儿子带到中国学习中文。

      阿泽瓦多的近期计划很快就实现了。

      2002 年 6 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全体中国学员以及部分前来探亲的家属和几个西南学院的老师在他家的后院搞了一个 BBQ 聚会，大人们边吃边聊，中美小孩们在瑞恩的带领下，跳进新落成的游泳池里嬉水游戏。

      但是，阿泽瓦多的远期计划至今杳无音信。

      我希望他没有放弃努力，因为阿泽瓦多教授不仅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还是最有希望与我们在中国重逢的老师。

      5 、刘易斯

      一条松垮的浅绿色休闲裤，一件宽大酱红色的纯棉 T 恤，一头浓密咖啡色卷发，一种人到中年却拒绝成熟的眼神，八字胡子的“撇”和“捺”连着下巴上的山羊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

      这就是刘易斯的基本模样。

      刘易斯告诉我们，他是个“嬉皮士” 。我们听后的表情竟是无动于衷，因为在如今的 E 时代，“嬉皮文化”已经非常过时了。如果他说他是个网恋高手，我们或许会表现得兴趣盎然。

      刘易斯还告诉我们，他是个犹太教徒。记得有一堂课刚好碰上是斋戒日，刘易斯毫不犹豫地提前取消了。他说那一天要和全家人在一起光喝水不吃饭祈祷一天。如此虔诚的宗教态度，与他的嬉皮风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伪嬉皮，就像我是个伪球迷一样。

      不管怎样，刘易斯给人的总体感觉还是蛮酷的。

      刘易斯教我们《美国城市化》一课，是学院聘请的钟点工（ part-time job ）。一踏上讲台，他就显示出了做大学老师的业余性。刘易斯的教学方法枯燥乏味。上课的程序是这样的：以座位为顺序，依次回答上一节课布置的预习题 ---- 照本宣科讲解问题 ---- 播放录像资料 ---- 发下一节课的预习题。这样上了三次课后，大家 超扮酷的刘易斯

      终于忍不住了，向刘易斯提出改革建议。其实刘老师自己也感到乏味，但由于他自己备课工作做得不充分，而且他从事的是环境保护工作，对城市化没有太多的研究，心里没料，所以也想不出好招来。只好在上课地点上做了些改变。

      有一次，刘易斯把课堂搬到校园的草地上去。在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下，大家围着刘易斯席地而坐，七嘴八舌，真有点像孔子讲学图。这幅图画是非常美的，只是盘腿的坐姿让我们感觉不爽，一节课下来，腿麻得都直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和刘易斯竟然驱车到圣地亚哥的卡普雷洛纪念公园去上课。卡普雷洛纪念公园位于圣地亚哥科罗拉多岛上，为了纪念西方探险家登上圣地亚哥陆地而建立。这里风景优美，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东边是圣地亚哥城市景观。我们根本无心上课，把这次课变成了一次春游活动。面对良辰美景，刘易斯也春性大发，站在最高处的白色灯塔下，满怀浪漫地告诉我们，在 2002 年的秋天，他将与未婚妻来这里举行婚礼。

      最后一次课，刘易斯把他的妹妹及还在襁褓中的外甥带进了我们的课堂。他妹妹是从事儿童心理辅导工作的，刚做妈妈不久，言语神态透着幸福和温柔。她主要给我们解答了一些美国儿童教育方面的问题，重点是如何治疗儿童多动症。在她说话的时候，她那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也没闲着，看见这么多人，高兴不已，手舞足蹈，嘴里咿咿呀呀叫个不停，可爱之极。这一堂课的内容我早已忘记，但那种温馨的气氛至今记忆犹新。

      如今两年已经过去了，刘易斯应该如意地在美丽的卡普雷洛纪念公园，面向大海迎娶了他的新娘，或许也已经有了像他外甥那样可爱的小 BB 。

      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嬉皮的刘易斯当了爸爸会是一付什么模样。

      关于洋老师们的素描，我就画这么几个。其实我遇到的每一个美国老师都有其显著的个性。由于写出来的魅力指数没有上述五位的高，所以就不赘述了。